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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阿佩尔先生从石板前转过身。他把眼镜摘下来，用围裙角擦了擦。戴上。走到院子门口。索菲跟在他身后。朱利安，威廉，埃莱娜，站在实验室门口。

    门开了。

    门外站着三个人。第一个人穿着学院派的黑色长袍，领口别着一枚银质徽章——不是军队的，是法兰西科学院的。花白的假发，手里提着一只牛皮公文包，包的四角用黄铜加固，被无数次开合磨出了光亮的弧面。化学家。第二个人穿着陆军部的深蓝色制服，但没有佩剑，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和一只皮尺。脸上有军需官特有的那种表情——对所有东西都习惯性地估价，包括人。第三个人穿着黑色的外科医生外套，袖口收紧，领子竖起来。手里提着一只黑色皮包，比化学家的公文包更小，更旧，皮面被无数次消毒用的酒精擦拭得失去了光泽。脸上没有表情。鼻梁很高，眼窝很深，嘴角有两道法令纹，像被刀刻出来的。

    外科医生。杜邦。埃莱娜的“表兄”。

    阿佩尔先生站在门口。“先生们。请进。”

    三个人走进院子。化学家走在最前面，步子快而短，像在实验室里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。他的视线扫过院子里的木箱、空玻璃瓶、最大的铜锅，然后落在实验室敞开的门上。军需官走在第二个，步子慢而重，每走一步都像在丈量土地。他的视线扫过石板地的裂缝、院墙的高度、木箱的堆叠方式——不是看它们是什么，是看它们值多少钱，运到马赛要多少天。外科医生走在最后，步子最轻，像在病房里巡诊。他的视线扫过阿佩尔先生的围裙上的污渍，扫过索菲赤着的脚和脚踝上的炭灰，扫过实验室门口站着的三个人。他的视线在埃莱娜脸上停了一息。然后移开了。没有认出她。

    埃莱娜的手指在身侧蜷了一下。杜邦。外科医生。她在综合理工学院的注册名是埃利·杜邦。她的“表兄”。他从来没有见过她。但他在她脸上停了一息。不是认出。是——归档。阿佩尔工厂的学徒。记住了。

    化学家走进实验室，停在石板前面。他看着满墙的数字，看了很久。日期，食材，温度，时长，结果。两年的记录。有些被擦掉了一半，有些颜色略深，像旧伤疤。他的视线在拉瓦锡的物质守恒公式上停了一息。然后落在石板右下角那些名字上。J-U-L-I-E-N。W-I-L-L-I-A-M。E-L-É-N-E。S-O-P-H-I-E。他转过身，看着阿佩尔先生。

    “这些名字是谁？”

    阿佩尔先生站在门口。“我的学徒。”

    “学徒的名字写在实验记录上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他们每个人都独立封装过罐头。他们的配方，他们的盐量，他们的结果。写在上面，他们自己负责。”

    化学家看着那些名字，看了几息。然后打开牛皮公文包，取出一本空白的记录册，开始抄。不是抄数字，是抄名字。J-U-L-I-E-N。W-I-L-L-I-A-M。E-L-É-N-E。S-O-P-H-I-E。他抄得很慢，鹅毛笔在纸面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

    军需官走到长桌前，看着那二十几瓶罐头。他拿起一瓶朱利安的牛肉罐头，对着光转动。汤汁深褐，牛肉块悬浮着。他放下来，拿起威廉的猪肉罐头。汤汁乳白，脂肪边缘半透明。放下来。拿起埃莱娜的兔肉罐头。汤汁灰褐，兔肉块安静地躺着。放下来。拿起索菲的蔬菜罐头。汤汁清澈金黄，胡萝卜的橙色，土豆的淡黄，芹菜的浅绿，洋葱的琥珀色薄片。他放下来，转过身，看着阿佩尔先生。

    “这些罐头，从封装到今天，最久的是多少天？”

    “十四天。”

    “最短的呢？”

    “今天早上。”

    军需官拿起今天早上埃莱娜封的兔肉罐头。标签上的墨迹还没有完全干，炭笔的粉末在他指尖留下一点极淡的黑色。E-L-É-N-E。七月一日。兔。自剥皮。盐刚好。他看着那个标签，看了几息。

    “自剥皮。是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埃莱娜从实验室门口走进来。她的裙摆在石板地上轻轻拂过，发出极细微的沙沙声。“意思是我自己剥的兔皮。”

    军需官看着她。视线在她的裙子和辫子和没有任何伪装的脸上下扫了一遍。“你是埃莱娜？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自剥皮？”

    埃莱娜沉默了一息。“因为剥好皮的兔子，所有东西都暴露在外面。没有任何隐藏。但你不知道皮和肌肉分开的时候是什么手感，不知道它发出声音还是不发出声音。你只知道它被剥了皮之后是什么样子。不知道剥皮本身。”

    军需官看着她，看了几息。然后把罐头放回长桌。“剥皮本身。发出声音吗？”

    “几乎没有。”

    军需官点了点头。他转过身，走到院子里，开始丈量石板地的面积。皮尺拉出来，在晨光里像一条极细的、布质的蛇。

    外科医生走到长桌前。他没有看罐头。他看着埃莱娜。看了很久。鼻梁很高，眼窝很深，嘴角两道法令纹。他的眼睛是一种说不清的颜色——不是灰，不是褐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、像被稀释过的墨水。

    “你叫什么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埃莱娜。”

    “姓什么？”

    埃莱娜的心脏在胸腔里多跳了一拍。杜邦。她不能说杜邦。他是杜邦。她“表兄”。米歇尔帮她造身份时借用了他的姓氏。巴黎很常见的姓。但此刻，在蒙马特高地的实验室里，面对这个穿黑色外科医生外套的男人，这个姓不再常见了。

    “杜布瓦。”她说。她自己的姓。母亲的姓。五年前从斯特拉斯堡带到巴黎，从未在陆军部地图室用过，从未在综合理工学院用过，从未在任何需要伪装的地方用过。真的姓。

    外科医生的眼睛在她的脸上停了一息。“杜布瓦。斯特拉斯堡的杜布瓦？”

    埃莱娜的手指在身侧蜷紧了。“我母亲是斯特拉斯堡人。”

    外科医生点了点头。他把黑色皮包放在长桌上，打开。里面不是手术器械，是几十只极小的玻璃瓶——比索菲的罐头瓶小得多，比埃莱娜那瓶隐形墨水还小。每一只都贴着标签，标签上写着日期和编号。他取出一只，举到光里。瓶子里装着淡黄色的液体，底部沉淀着极细的、灰白色的颗粒。

    “这是我今天早上从陆军部医院带来的。一个士兵的尿液样本。”他把瓶子放回长桌，看着埃莱娜。“他吃了你们工厂的罐头。三天前。牛肉。吃完以后发烧，呕吐，腹泻。今天早上，他的尿液里出现了这种沉淀物。”

    实验室里沉默了几息。炉灶里，炭火发出一声细小的、水分蒸发后的噼啪声。

    埃莱娜看着那只小玻璃瓶。淡黄色的液体，灰白色的沉淀。她的兔肉罐头旁边，一个士兵的尿液样本。“你认为罐头让他生了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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